特朗普力促伊朗“委内瑞拉化”，但哈梅内伊能是马杜罗吗？

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组

​陈蕊(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仍在发酵，一方面美以伊之间的打击报复正升级，并向中东其他国家外溢；另一方面，外界日益关注，伊朗决心和“美以比消耗”的潜在可能。更有分析指出，可能是美军面临弹药库存压力，特朗普已悄然改口，对伊军事行动的目标不再是“政权更迭”。那么，短短几天特朗普的口风突变能让局势降温吗？

本文指出，特朗普此次出击伊朗，更为务实的考量是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在强掳马杜罗后，仍支持马杜罗政权剩下99%的人继续执政，只要表面上“新”政权在朝美国的自由化方向转型，特朗普就心满意足了。而政治暗杀哈梅内伊能对全球元首产生威慑，特朗普可借此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

事实上在美国国内，人们也没有高估伊朗政权更迭的可能性。本文指出，伊朗现政权根基庞大，拥有广泛的宗教权威、多个武装分支和官僚组织，并全面控制着伊朗的经济资产。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决心“清除”强硬派的继任领导人，甚至伊朗内部出现分裂，革命卫队及其各武装力量，以及他们对经济资产的控制权也仍有效。即便现政权被推翻，他们也很可能在战争中继续存活下来，并持续强化对美以展开报复、威慑的非对称打击能力。毕竟，哈马斯和真主党经历过更为毁灭性的袭击也未被消灭。倘若伊朗国内局势陷入动荡，伊朗人民可能会呼唤强人的回归。正是预见到局势复杂化的可能，特朗普不再执着于推翻现任政权，转而示意谈判。然而，被炮火重创的伊朗能成为委内瑞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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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13期  总第293期

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导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杀。布鲁金斯专家分析了随之而来的战争对伊朗意味着什么，以及国际和国内的利害关系。

▍Suzanne Maloney：哈梅内伊已逝

1979年2月，经过数月的国内动荡，伊朗报纸宣布最后一任国王巴列维下台。在这场意想不到的民众革命浪潮中，巴列维政权被推翻了。

而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近37年的执政生涯中，哈梅内伊巩固了自身独特的主导地位，挫败了伊朗可能面临的政权危机，并扩大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对许多伊朗反对派而言，哈梅内伊的去世似乎带来了转机。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希望可能是短暂的。正如1979年革命期间，街头数百万民众的愿望未能实现一样，美以的军事行动能否助推伊朗向民主政权过渡，也极为不确定。过去几天，美以空袭严重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斩首了关键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然而，支撑伊斯兰共和国近半个世纪的深厚执政网络和组织机构，能确保至少在短期内，现任政权依然对任何挑战者具有压倒性优势。

为了在遭受轰炸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一些博弈筹码，德黑兰正采取反击策略，加大了对邻国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打击，并希望通过外交施加压力。在过去的18个月里，伊朗的代理人组织和核计划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打击下遭受重创。在今年1月爆发的大规模抗议中，伊朗现政权或许预见了未来冲突的升级。

▍Mara Karlin：高端战争与低成本无人机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引发了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冲突，而本周末美以两国大规模推动伊朗政权更迭的行动，使地区冲突达到高潮。美以军队在两天内击中了伊朗超过一千个目标，展示出超强的联合行动能力，对重要军政人物的清除行动，更凸显出复杂的情报和战略规划准备。

作为回应，伊朗宣称“报复没有任何红线”。截至周一上午，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已攻击至少九个不同的国家，包括美军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许多原本希望避免冲突的国家，现在也被卷入其中。虽然许多伊朗导弹被击落，但相对低成本的伊朗无人机在躲避防空拦截及打击目标方面似乎更有效，这进一步证明了，当代战争的冲突形式涵盖了从低端到高端等多种类型。此次行动更是表明，战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Vanda Felbab-Brown：行动目标的局限性

在美以对伊朗的袭击中，特朗普宣布其目标在于推动政权更迭。但特朗普对政权更迭的定义是模糊且自相矛盾的，对新政权形态也语焉不详，特朗普只是号召伊朗人民推翻政权。

空袭初期，美国和以色列杀害了哈梅内伊，以及多位高级军政人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死亡人数也持续增加。然而，伊朗现政权根基庞大，拥有广泛的宗教权威，多个武装分支和官僚组织，并全面控制着伊朗的经济资产。即使美国和以色列决心“清除”继任领导人，甚至造成内部分裂，革命卫队及其各武装力量，以及他们经济资产的控制权也仍有效。

在伊朗未来的选举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过渡政权，也可能无法带来可持续的民主制度。尽管许多伊朗人渴望实现民主化转型，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长年累月地经营。从伊朗的政治反对派中即便可能产生政府，也相当不稳定，难以满足伊朗人民的经济需求。最终伊朗人民会呼唤下一个强人的到来。

特朗普政府在缺乏清晰规划、充分准备和问责的情况下，希望推翻伊朗现政权。作为对照，特朗普在强掳委内瑞拉总统后，仍支持马杜罗政权剩下99%的人继续执政，包括那些有负面人权记录的人，特朗普起初对马杜罗政权的攻击彷佛烟消云散了。看起来，只要表面上委内瑞拉“新”政权在朝美国的自由化方向转型，特朗普就心满意足了。特朗普甚至暗示，伊朗领导层的小变动就足以让他满意。然而，这些小变动对以色列和伊朗反对派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Sharan Grewal：最可能的方案仍是达成协议，而非政权更迭

对特朗普来说，给伊朗留下的最好选择仍然是“委内瑞拉模式”：与接替哈梅内伊的领导人谈判，修改核协议，且在石油封锁上做出一定让步。特朗普，尤其是他选民中的MAGA基本盘——对长期持久的中东战争毫无兴趣，而这正是推翻伊朗政权所必需耗费的时间投入。尤其在伤亡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目前美方已公开6名美军的阵亡情况，驻美使馆与军事基地也遭袭——特朗普很可能会放弃他此前呼吁的政权更迭，转而尝试促成协议。伊朗方面似乎也在采取同样的策略，尽可能快地扩大战争，以创造最大的外交压力敦促特朗普结束战争。

在伊朗境内，尽管哈梅内伊及其他高级官员被杀对现政权而言是一种削弱，但当前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虽然有抗议者在街头庆祝哈梅内伊之死，也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悼念哈梅内伊。这表明现任政权的结构网络依然坚韧，至少截至到撰写本文时，伊朗国内尚未出现重大变局。

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伊朗来说，考虑到哈梅内伊年事已高，特朗普的攻击实际上只是加速了哈梅内伊本已迫近的死亡。但这次行动可能对特朗普本人产生实质影响：马杜罗被捕，以及哈梅内伊被杀，可能进一步助长他对全球各国元首进行鲁莽、单边的军事行动。

▍Stephanie T. Williams：盲目行动

美国发动了一场完全自愿且非法的战争，且针对的是一个近50年来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美国宣称反对神职政权的独裁统治，并斩首了最高领袖。但伊朗的未来走向很可能更加糟糕。伊朗拥有9200万人口，而现政权的触角渗透进了这个国家的毛细血管。

特朗普政府对接下来的行动毫无头绪，也没有计划。不过，我们可以从美国21世纪的行动中汲取教训，过往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政权更迭战争都失败了。因此，美国必须为伊朗陷入崩溃、分裂以及引发更大面积的混乱做好准备。其后果可能比伊拉克和利比亚复杂得多。特朗普政府是否准备袖手旁观，任由中东地区陷入暴力？还是会派遣地面部队？它会在波斯湾以舰队的形式维持军事部署吗？这些疑问特朗普从未向美国人民或国会交代清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可能使第三方收益，我们很担忧俄乌和台海局势升级。

▍Steven Heydemann：政权更迭的赌注

战争很少能按计划进行。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选择性战争，正引发一场不太可能成功的对抗，且必然会产生美以无法控制的意外后果。毫无疑问，美国和以色列能够对伊朗的军事能力造成严重打击，在已经严重削弱的情况下。伊朗很可能无法对美以的猛烈攻击做出持续回应，但伊朗肯定会极力对中东地区的美以目标制造最大破坏。

然而，美国能否实现其长期目标仍存疑。特朗普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扭转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溢出效应，伊朗在此期间扩大了在中东的影响力，并推进了核计划。特朗普希望伊朗放弃核计划、限制导弹发展、放弃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的代理人；并承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国地位。特朗普政府的根本目标是，扭转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恢复伊朗的亲美政权，并推动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如果现政权继续执政，这两种目标都不可能达成。因此，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呼吁伊朗人民起义，只有政权更迭他们的计划才可能达成。

然而，政权更迭也是美以开战的核心弱点，并可能带来高风险的潜在后果。下述的几种可能情景，都无法保证战争会按特朗普的计划进行。首先，即使现任领导集团被推翻，他们也很可能在战争中继续存活下来，并强化对美以展开报复、威慑的非对称打击能力。毕竟，哈马斯和真主党经历过更为毁灭性的袭击也仍未被消灭。伊朗现政权很可能同样坚韧。其次，现政权可能崩溃，但会被更为强硬、拒绝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的领导人取代。第三，现政权崩溃可能在伊朗国内开启一段持续的冲突和政治动荡时期，伊朗境内的局势进一步失控。因此，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发动的战争，很可能会带来一场双输的结局。这场战争对任何人，尤其是伊朗人民来说都是噩梦。

▍Dafna H. Rand：应使用民用工具，不是炸弹

特朗普的选择性开战是不明智且可能违法的，其目的和手段存在明显错配。如果这场战争的目标是改变伊朗政权的本质——而不仅仅是其领导层——那么优先考虑扩大美国的影响力才是最重要的。几十年来，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支持伊朗境内的反对派，并加强记者、学者、工会、环保倡导者和妇女权利组织等公民社会的活动。美国国会一直通过近东地区的民主项目展开资助，自2009年成立以来，已投资近6亿美元。

两党政府应很谨慎地在伊朗培植亲美力量，认识到只有动员伊朗人民才能从内部推动政治变革。且美国直接介入伊朗国内政治也带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当伊朗国内出现重大抗议时——绿色运动（2009-2010）、十月抗议（2017-2018）和“妇女、生命、自由”运动（2021-2022），美国恰恰应该提供更多支持，而不是向幕后撤离。

伊朗人曾使用美国资助的虚拟专用网络（VPN）绕过了政府的严厉审查。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在持续开发更先进的方案，使伊朗人能够规避互联网的全面瘫痪。

美国现在应当扩大文官治国的杠杆效应。政策制定者应恢复传统的民主、人权与劳工局及相关对外援助项目和互联网上的资金支持。这有助于美国预见并反制伊朗在信息领域的封锁。最紧迫的是，政府应搁置与欧盟、经合组织及其他多边机构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当美国在伊朗缺乏地面存在时，华盛顿将不得不依赖其盟友伙伴来支持伊朗国内的反对派。

▍Aslı Aydıntaşbaş：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处境

在美以的联合军事打击中，伊朗的未来变得难以预测。然而，一个后果已经显现：这场战争加深了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敌意，有可能激化两国的矛盾冲突。

埃尔多安在对此次行动的初步回应中，指责内塔尼亚胡引发了冲突，并谴责以色列的空袭为“挑衅”，但并未提及美国。土耳其认为，由于以色列决心重塑中东地区秩序，才全力游说特朗普卷入战争。

土耳其不希望再有一场战争在中东爆发，这并非出于对德黑兰的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战争第二天”的局面。伊朗和土耳其是历史上的对手，土耳其一直视伊朗的核野心、导弹能力和代理人网络为生存威胁。但土耳其也担心战争将带来长期的不稳定局势，并使现状进一步恶化，包括难民潮、贸易和能源中断，以及伊朗内部动荡引发的地区冲突。土耳其并不认为推动伊朗政权更迭是可能的。

土耳其更深层的关切是地缘政治。它更倾向于与所熟悉的伊朗打交道，而非进入由以色列塑造的战后秩序。在土耳其人眼中，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存在分歧。特朗普被视为一个交易型行为者，可能在宣告速胜后转向核外交。相比之下，土耳其人认为以色列追求的是更广泛的目标：推动伊朗意识形态转型、分裂，并围绕以色列的军事主导地位重组中东。这必然会对土耳其的自身利益和地区影响力产生冲击。

当前，土耳其和以色列日益陷入一种安全困境，双方都将对方的扩张成果视为直接的威胁。他们互相指责对方的“新奥斯曼主义”和“大以色列”野心。他们的竞争加剧已经在加沙和叙利亚问题上得到凸显。如今，一旦出现由以色列主导地区秩序的势头，这一冲突可能会进一步深化。土耳其可能会避免卷入战争，但管控与以色列的竞争，并深化对美关系，将更加困难。

▍Kemal Kirişci：土耳其屏息以待

土耳其反复表示，反对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他们最关心的有两个问题：大量难民涌入和负面的经济后果。

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上台后，估计有150万伊朗人过境土耳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他们涌入了西欧和美国。如今，美西方的庇护已经关闭。一个典型例子是叙利亚难民，他们涌入了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土耳其政府期望叙利亚政权迅速转温，难民能回国。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土耳其在这近十多年里接纳了世界上大批难民人口。他们的存在——至今仍超过230万——给土耳其带来了沉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如今土耳其的经济承压，政府正在推行一项反通胀政策，但效果有限。能源价格上涨和全球经济放缓更加剧了土耳其的发展困境。这使得他们更加警惕中东局势恶化引发的难民潮。

▍Joshua Rovner：这是对全球竞争对手毫不掩饰的警告

1976年2月18日，福特总统签署了行政令，禁止将暗杀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工具。几乎正好是在50年后，美国联合以色列，击毙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要员。

美国官员没有像在冷战时期展开秘密行动那样否认责任。相反，他们沉浸在暗杀成功的兴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这次袭击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杀死哈梅内伊，他宣称是“伊朗人民夺回祖国的最大机会”。这意味，反对政治暗杀的国际规范实际上已经失效。

空袭行动也令特朗普陶醉，他认为可以使美国免于投入地面部队，尤其是在军事技术能实现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情况下。特朗普特别强调了用于定位伊朗领导层的情报和高度复杂的追踪系统。

目前来看，特朗普将全球政治理解为在强人之间展开强制性的讨价还价。抵抗的领导人将面临罢免，比如委内瑞拉的马杜罗，甚至面临处死。当特朗普公开吹嘘秘密情报能力时，他着重强调美国的技术霸主地位。杀害哈梅内伊不仅是对伊朗政权的攻击，更是对其他竞争对手毫不掩饰的警告。

▍William A. Galston：无国会授权的战争

行政权力的崛起，对国会权力的牺牲，并威胁着权力制衡体系，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核心宪法议题。此次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就攻击伊朗，是往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诚然，总统在外交事务中享有比国内施政更大的行动自由。半个多世纪以来，战争决策的合宪性一直受到质疑。之前的历任总统都认同，在重大军事行动前应寻求国会支持。在1991年的军事行动中，布什总统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决议和国会的明确授权。在入侵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之前，布什寻求并获得了国会决议，得到了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在投票之前，国会的广泛辩论帮助人们了解这些行动的利害关系，并让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留下历史记录。

相比之下，特朗普决定在伊朗动武是独自决策的，且没有国会投票甚至辩论，这既带来了违宪问题，也带来了政治挑战。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对攻击伊朗的举动存在分歧，但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先获得国会批准才能行动。特朗普忽视这种情绪是不明智的。如果对伊朗的轰炸未能实现其既定的政权更迭目标，甚至冲突演变成地区战争，那么美国人民将直接追责特朗普。

▍Scott R. Anderson：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必要性

特朗普政府决定在未征求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攻击伊朗，显示出总统在使用武力方面的权力，这可能带来复杂的影响。

行政部门认为，总统可以在无需国会授权、不考虑遵守国际法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只要符合美国利益且不会导致“长期且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有时，对风险的评估还包括美国造成的伤亡损失，以及对第三方的影响。但近几届政府仅关心美军面临的威胁。

其后果是，针对弱小国家且仅涉及少量美军人员有限风险的空袭及其他军事行动几乎总是被允许的，即使其结果是政权更迭或其他极具破坏稳定性的后果。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为抓捕马杜罗行动辩护的法律意见书中，就援引了“缺乏应对委内瑞拉局势动荡的军事计划”作为支持总统绕过国会行动的依据——该论点暗示即便事态恶化，大量美军仍不会陷入险境，而更广泛的后果则被置之不理。

国会理应对这类重大军事行动拥有发言权。但鉴于联邦法院始终不愿主动约束总统的战争权力边界，若国会希望未来继续发挥此种作用，就必须自行设定限制，并确保司法机关能执行这些限制。